編者的話

在香港，4月標誌著一個財政年度的結束和另一個的開始。在這個銀行和金融的中心，金錢，無論是看得見的或看不見的，都無處不在。

日復日，周復周，年復年，我們工作復工作。金錢來而復去。

這期的《樂施電子報》報道了一些工作辛勞而收入微薄的工人：外地勞工的聲音。

在中國傳統上用以呼喚公義和人道的詩歌中，我們聽到他們疲憊的呼聲。

我們聽到工作無著的南亞婦女的聲音。無論作多少努力，儘管有良好的學歷，總是很難找到工作。

我們聽到關於一個十一歲女孩要面對的殘酷現實。父親早喪，母親是在中國西北工作的農民工，她成績頂尖，仍然可能得不到應享有的九年免費教育。

不過，我們也聽到令人開心的消息。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前三個月，一家認同和頌揚農民工的博物館就要在北京開幕，一個相關的新網站正在建設中，而農民工的子女現在也可入讀城市的公立學校。

最後，在封面故事裡，一群在香港生活的南亞裔婦女憑藉製造手工藝品賺取收入、舒緩情緒，以及在家以外建立另一個家。

我們不禁有這樣的疑問：在 「工作」和「家庭」之間，需要有這樣一道鴻溝嗎?

思樂維
樂施電子報英文版 編輯
emagazine@oxfam.org.hk

南亞婦女 用針線織出自強的橋樑

撰文：董紫筠 

「我很喜歡設計。況且在賺錢幫補家計之餘，還能夠與其他婦女在中心聚首一堂，邊工作，邊閒談，分享生活的喜與悲，所以我十分享受在這裡的時光。」Fanyal約一年半前，開始參與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的南亞婦女小組，負責設計產品，然後再交由其他婦女生產，以刺繡和穿珠製造出具南亞特色的手飾、衣服和布袋等，在葵芳的「愛．服．飾南亞創藝」商店寄售。

傳統手藝     改善生計
25歲的Fanyal四年前隨丈夫移居到香港，雖然要帶著兩名只有三歲和一歲半的女兒，但眼見丈夫工作辛苦，要支持一家四口在香港的生活外，還得寄錢回巴基斯坦老家的父母，她很想找份全職工作，減輕他的負擔，可是卻處處碰壁。「我四處尋找工作，學校、辦公室、社區中心......都試過，縱使我能說流利英語，但對方總不會先考慮錄用我，原因是我不懂廣東話。」

「我也是香港的居民，他們至少應該給我一個機會!」每次談起求職的遭遇，她總有說不完的話，言語間讓人感受到那份無奈與沮喪。「我在巴基斯坦完成了專上課程，若多進修兩年，便可成為醫生。我這麼努力讀書，在香港竟找不到工作。」來港前，Fanyal已心裡有數，預計生活上有不少困難要克服，但是四年也找不到一份全職工作，卻是始料不及。「我很不開心，有時甚至想哭出來，幸好有一班朋友和這裡的成員，跟我分擔心中的苦惱。」

分享悲喜      互相扶持
這種無助感並不是她獨有的，她身邊有不少朋友，也有類似經歷。因此，她加入這個小組後，亦有介紹朋友參加，希望大家可互相扶持鼓勵，順便賺點零錢，給小朋友買東西。

現在，除了為小組的產品做設計，她每月亦會有三至五天到醫院擔任烏都語和英語的傳譯，協助南亞裔的病人看病。雖然兩者的收入加起來也不算很多，但她覺得：「總算聊勝於無，可以略為改善一家的生活。」不過，Fanyal始終沒有放棄，希望盡快找到全職工作。

這個南亞婦女生產小組的，是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的「希望之會─為南亞裔少數族裔而設的基層減貧計劃」其中一個項目。該中心自2000年起，已舉辦了多個有關少數族裔的項目。根據該中心的一項調查，在香港的尼泊爾裔及巴基斯坦裔人的失業率高達24%，更有九成婦女並沒有工作。這個「基層減貧計劃」以為少數族裔充權、讓他們有更多融入社會的機會，並引導他們知悉更多作為香港居民的權利。結果，這群婦女找到方法，解決使用公共服務時遇上的語言障礙，以及子女在校支援不足等問題。

生產者也是決策者

負責計劃的服務幹事嚴慧玲表示，計劃推行一年後，漸漸發現她們的手工藝品也有一定的市場，婦女平均每月可賺到約550元。她們希望每月收入可增至1,000元，或至少700元。「對於大部分要領取綜援的成員來說，這筆錢可發揮改善生活的作用。」嚴慧玲說。

同時，婦女的角色亦會有所轉變，由以往較被動的生產者，變成決策者：與訂貨人商討價格和交貨日期；決定產品種類；計算買料和分賬等生產成本；以及如何令生意能可持續營運等，都由她們一手包辦，計劃的工作人員只會負責部分的聯絡工作和從旁協助。

小組未來除了在商店零售產品外，亦會主動聯絡其他機構和政府部門，希望可以接到如今次區議會的紀念品這類較大的訂單。

註：樂施會自2006年起支持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多項有關就業及倡議權益的項目，以保障少數族裔在香港的權益。有意支持這個項目的朋友，歡迎致電(852) 2423 5062或電郵cwloveu@shkmaclehose.org.hk與嚴慧玲聯絡。

「愛­服­飾」南亞創藝 (LMC) 舖址：新界葵芳葵涌廣場3樓TOP世界3111號舖(葵芳地鐵站D出口)。營業時間：星期一至四及日(1:00至9:00pm) / 星期五及六(2:00 to10:00pm)

蘭州: 一家只有三班的學校

一座四合院。三班二年級。120名學生。

在蘭州七里河區，有這樣一間學校 - 嚴格來說，它不算是學校，而是教學點，因為它只曾在2005年3月公開收生，所有學生都在這裡讀了兩年書。

雖然知道課程只有兩年，但是學生都很珍惜這個得來不易的學習機會，希望以此為起點，繼續學業。馬雪蘭是其中一個。

雪蘭是家中的老四，有三名姐姐，一名妹妹。兩歲那年，她的爸爸因病去世，自此媽媽要帶著五個孩子生活。後來，媽媽帶她們一家從東鄉的老家遷到蘭州居住，至今已有六年。

「看見別人讀書，特別羨慕，因為有了文化，可以學英語。」媽媽為了養活一家，日以繼夜工作，但是收入卻僅夠一家餬口，雪蘭縱使心裡羨慕，也不敢提出讀書的要求。「每天早七晚七的工作，回家就累得想睡。」

兩年前，雪蘭的媽媽輾轉知道農民工子弟教學點招生，於是前來查詢，結果雪蘭與一名姐姐和妹妹，獲取錄入學。「當我知道有機會讀書，特別高興、特別興奮。有了知識，我長大後能找到工作，孝順媽媽。我會租房子讓母親住下來，讓她吃好的東西。」也許是在艱難中成長，經歷過無數人生苦澀的關係，說話時，雪蘭的面孔總是繃得緊緊的，就是提及高興的事、喜歡的東西，也沒露出半絲笑容。

雪蘭自言很喜歡讀書，每天放學回家後，只要有時間就翻開書本溫習，每次考試都名列三甲。「我要讀好書，為的是要改變命運，但我不希望太富有。」為什麼? 「因為有錢的人總是被人盯著，所以只要不富不窮便可以。」她的回答帶點老氣，成熟得不像一個只有11歲的孩子。

她長大後最想做什麼工作? 「我希望成為醫生，那麼我便可以為全國所有患病的人治病。」原因還有另一個：「如果我是醫生，那麼我便可替當時生病的爸爸治病。」口中沒說掛念，但父親早逝的烙印，卻在言談和思想裡顯現。

甘肅蘭州七里河區是農民工的聚居地區，他們大部分是文盲，主要從事賣羊雜、拉三輪車和清潔等工作，每個家庭平均月入不足500元，因此沒能力送子女上學，孩子失學情況相當嚴重。蘭州穆斯林文化教育促進會於是計劃在這裡開辦一間民工子弟學校，後來獲樂施會資助，2003年開始在一家四合院開辦蘭州七里河區農民工子弟教學點。

經媒體報道後，農民工子弟失學問題受到社會關注，蘭州市政府決定由政府公立學校接收當時200多名教學點的學生，並免收借讀費。然而，政府的措施只是杯水車薪，因為其他農民工子女入學時，依然要繳交約800至1000元人民幤的借讀費和雜費，許多農民工根本沒法負擔。

於是，農民子女教學點在2005年再招收了三班學生，為這區聚居的農民工失學子弟，提供為期兩年的教育，希望能夠以此為基礎，繼續游說政府，真正落實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政策，解決農民工子女的失學問題。

校長謝興林表示：「不少家長知道教學點開班時，都前來查詢，但我們只有120個學額，所以只得訂下條件，優先錄取家境最清貧、單親孩子或孤兒入學，而且女生可獲優先。」現時，教學點的男女生比例為六比四，而且學生的年齡普遍較大，年紀最大的有16歲。

由於許多學生都是來自東鄉縣，在家裡說東鄉語，加上以前從未上學，所以需要一段時間適應。「不少學生剛來時，普通話都說得不大好，我們特別安排老師指導。他們都很珍惜讀書的機會，成績也不錯。」

另外，鑑於有些學生因家境相當貧困，影響學習情緒，校方會定期進行家訪，了解其生活狀況，並與家長溝通，還會舉辦家長教育活動班，一方面聯繫家長，另一方面藉此改善學生的學習效果。

「這裡的家長90%是文盲，家庭教育弱，家長不懂督促子女，替他們查課，所以我們同時舉辦活動，提供家庭教育。」現時，家長班每月都會舉行三次活動，教導家長兒童心理學、兒童教育學、社會性別與健康、法律等，不少家長上課都有所啟發，更懂得管教子女的方法。

不過，教學點始終只是發揮示範作用，能入學的學生人數相當有限。謝興林表示：「我們會繼續倡導工作，媒體多報道便能形成重大壓力，使政府正視問題。」要蘭州的民工子女可以真正享受義務教育，始終得靠政府。

中國：民工、歌曲和詩歌

撰文：思樂維 

2008年的北京，不單有奧運會。

圍繞這國際盛事的，除了閃得發亮的建築物，還有其他。

正當幾個新大型項目正在施工中，成千上萬的民工湧到首都及周邊的城市時，一群工人卻在建立一個文化網站；報紙《打工詩人》在出版工人的作品；一所以工人的藝術及文化作品為重點的博物館即將開幕－對於這些項目，樂施會十分歡迎及支持。

互聯網可能是中國最熱鬧的地方，網站和網誌多不勝數，電子郵件及MSN訊息每天數以億計。對於二億名民工來說，這網絡世界更是一個寬廣的天地。在仍於建立中的「中國打工文化網」（www.zgdgwh.com），可以找到工人的音樂、攝影和文學作品。建立者希望這網站，可以作為工人發表的平台，因為民工走到大城市，往往因為五光十色的現代化生活而迷失自己，也會給人遺忘。這網站也是工人爭取權利的空間，會發放有關勞動的法規及實用資訊。

《打工詩人》這份報紙是13名民工的心血，他們最初在網上討論這個意念，並以詩歌互相交流，到2001年開始出版報紙。七年來出版多期後，報社目前有超過80名活躍的投稿者，來自全國三十個不同的省及地區。在這裡，詩歌，是歷史，是個人，是政治，也是全部。

新的「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位於北京郊區，是「打工青年藝術團」的努力成果。這藝術團體與工人並肩工作多年，從2002年開始，他們已開始在建築地盤、城市廣場、民工清潔或守衛的辦公樓、廉價旅館、餐館等地方免費表演。哪裡有民工聚集，哪裡就是他們的表演舞台。他們的表演就是為了娛樂這一群低薪而被人輕看的人。已有成千上萬的工人，在辛勤一天後，可以藉他們的音樂會，暫忘薪酬過低、受到輕視的工作辛酸。

隨心的歌詞絕不隨意，訴說了種種工作及社會上的不公義。藝術團選擇在建築地盤等地方表演，但事前總要花一番唇舌跟管理階層爭取。或許這就是音樂的魔力：在工作地方舉行有關勞工權利的講座或聚會，無論在中國或其他國家都可能不受歡迎，但「打工青年藝術團」卻能取得信任及理解，可以透過歌曲來宣揚這些訊息。

藝術團的音樂、歌曲和戲劇一直都能鼓舞人心 - 對於他們自己（藝術團已辦了六年，仍在繼續），對於工人（他們往往擠在一起站著看表演，但仍感到很振奮），對於普羅大眾（藝術團曾獲國家電視台介紹，他們推出的CD也很受歡迎，並憑創意和毅力贏得不少獎項），都是如此。

藝術團的博物館已舉辦了好幾個展覽及工作坊，但要到2008年5月才向公眾開放。藝術團還協助營運免費圖書館、二手商店、民工子女學校，以及舉行各種有關勞動法例及勞工權益的活動，以及電腦訓練班，讓民工能適應今天的網上世界。

二億名民工從農村走到不同的大城市工作，大都集中於首都北京，以及長江和珠江附近的大城市。他們大部分是女性，不足三十歲，做生產線裝配工人、建築地盤工人、保母、家庭傭人等，可說是中國勞動市場的支柱。

樂施會希望傳播他們的吶喊，更公開地認可他們的價值，讓更多人了解他們在工作上面對的種種困難，甚至乎每天都遭受歧視，以及被僱主剝削。以建築業為例，行規是當工程完成、大廈建好後，僱主才會支付工資，但到時僱主可能已經跑掉，一毛錢工資也沒有付給民工。

香港：歌舞昇平?

下文的作者是導演張經緯，他在農曆新年期間追蹤五個香港綜援家庭，拍成這套紀錄片《歌舞昇平》。他們要領取綜援，各有前因，他們的經歷也各有不同，但相同的是，這五個家庭看來都已習慣和適應了貧窮。

小時候，每當我從屋裡向外望，都會見到一個僭建的木屋區。每天上學途經那裡，我親眼目睹那種糟透的生活環境：地方狹小，沒有厠所，夏天熱得像蒸籠。

在那年代，貧窮隨處看見。

時代變遷。今天木屋區已清拆，原地建起了住宅區及有空調的百貨公司，那些住宅大廈遠遠高過我一直居住的樓房。

這裡再沒有窮人；香港再也 「看」不見貧窮了。

幾十年來，香港整體的生活水平確是大大提高。三十層高並擁有先進設施的公共屋邨已然代替了木屋區。窮人的居住條件顯然改善了。

然而，這只是表象。

從外表看來，窮人再不用穿破衣，然而在內裡 - 居住在壯觀的公共屋邨內，生活在歌舞昇平景象背後，卻是憂慮與匱乏的精神狀態。不僅是貧窮，一連串的不幸也好像一直緊隨著他們。這純是巧合，還是社會的不公，又或者是個人的懦弱所致? 為何他們的遭遇那麼可憐? 為何他們不可以從不幸的命運中逃脫?

老子有云：「天地不仁。」

《歌舞昇平》一片獲邀在香港及鹿特丹等地的電影節放映，張經緯的下一部電影將探討綜援政策。《歌》片其中一宗個案，也是關注綜援檢討聯盟和樂施會合編的《綜援-nization》一書的受訪者之一。該書於樂施會網站有售，增添內容的第二版也即將推出。

雪中送暖

這是中國五十年來天氣最壞的一個冬天：暴風雪、冰霜、零度以下的氣溫......殺死了人、牲口、樹木、農作物......房屋、學校、辦公室倒塌......交通、電力中斷，還有......

在甘肅省西北部的康樂縣，雪災開始後不久，樂施會迅速參與了民政部門在當地開展的救援工作，令當地人民不致要面對更大的危機。他們與居民會面，得悉他們最需要的，是優質的毛毯和大衣，所以就特地購進這類物資。樂施會首先把物資派送給單親家庭、老年人及有傷殘人士的住戶。由於最近康樂縣進行過人口普查，所以能順利得到需要的資料。

樂施會緊急援助組的樂希雅2月探訪康樂縣時，發現當地居民跟民政部門職員關係和睦。她說：「大家都很熟絡，救災工作迅速推行，當地社區也大力協助，居民幫忙監管質量，確保送來的大衣和毛毯符合要求。」樂施會甘肅辦事處的職員現正跟當地居民和政府部門研究災後重建的規劃，並建議把防災準備納入社區發展規劃之中。另一方面，他們也正在估計全面的損失數字。